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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模版《錢鍾書手稿集·外文筆記》:一座珠玉琳瑯的礦藏


《外文筆記》全48冊附1冊,去年底由商務印書館出齊。朱絳攝

本報首席記者 江勝信

5年前,楊絳百歲生日之際,通過文廚房油煙匯報“筆會”說出一個心願:“私心期盼有生之年還能親見 《錢鍾書手稿集·外文筆記》出版,不知是否奢望。”其時,《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剛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外文筆記》未及啟動。

2年前,《外文筆記》推出瞭第一輯前三冊。楊先生一段錄音在出版座談會上播放,徐緩的話音裡透著喜悅,“全書問世也指日可待瞭”。

去年底,《外文筆記》 全48冊附總索引1冊出版。加上此前的《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 全20冊和2003年推出的《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全3冊,錢鍾書手稿的本真模樣全部公之於眾。楊絳先生說:“我相信公之於眾是最妥善的保存。但願我這辦法,‘死者如生,生者無愧,。”

24日,商務印書館為 《外文筆記》 的成功出版舉行瞭學術研討會,同時也為這套歷時15年、涵蓋72冊的鴻篇巨制畫上瞭一個圓滿句號。《外文筆記》 的整理者、《圍城》 德文版譯者、德國波恩大學漢學傢莫芝宜佳發來越洋賀電,將 《外文筆記》 的出版視作四個奇跡:一是“錢鍾書外文筆記雖然寫於動蕩不安的年代,卻仍然得以完整保留下來”;二是“筆記盡管數量巨大,但其保存驚人的條理清晰”;三是“楊先生一直期盼著筆記出版,如今終於親自見証瞭這一成功”;四是“商務印書館經過艱辛努力,令人意想不到地在如此短的時間裡完成瞭全部49冊錢鍾書筆記的排版工作”。

在研討會會場的一角,49冊 《外文筆記》 一字排開,長度超過成人張開的兩臂。翻開第一冊,正頁的第一頁上用毛筆寫著:“廿五年 (一九三六年) 二月起,與絳約間日赴大學圖書館讀書,各攜筆札,露鈔雪纂、聊補三篋之無,鐵畫銀鉤,虛說千毫之禿,是為引。”那是錢鍾書先生第一本外文筆記的扉頁。在第二本的扉頁上,又是一段題辭:“心如椰子納群書,金匱青箱總不如,提要勾玄留指爪,忘筌他日並無魚。”一本本記下來,60年間累積的外文筆記竟達211本之多。數量上雖不比萬卷藏書,但句句是經過提純的精華。這樣的“三篋”,其珍貴程度遠非“金匱青箱”能及,而是一座珠玉琳瑯的礦藏。它一度是錢楊夫婦的私藏,後又悉數捐藏於清華大學檔案館,如今隨著 《外文筆記》 的公開出版,寶礦以原生態面貌展露無遺。研討會上的專傢相信,“入寶山是不會空手而歸的”。

錢鍾書曾親自編排筆記

1997年和1998年,女兒錢瑗、丈夫錢鍾書相繼離世,留下楊絳先生一個人在悲痛中獨自“打掃戰場”。她將錢先生的手稿分作三類餐廳油煙味:第一類是讀書心得,第二類是中文筆記,第三類是外文筆記。後者在容量上大於前兩者總和,抄錄極為精心並不斷添補,在中西文學和“西西文學”之間形成各種勾連,被認為是學術價值最為可觀的一類手稿。

這三類手稿,最讓楊先生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恰是外文筆記。它是錢先生攻讀英語、法語、德語、意大利語、西班牙語、拉丁語、希臘語等七種語言的歷代書籍所做的筆記,而楊絳不懂德語、意大利語和拉丁語。怎麼辦呢?

楊先生想到瞭莫芝宜佳,掌握多國語言的她可以解決這個問題。1999年,楊先生在邀請她前來北京整理外文筆記的信中寫道:“我想 make your mouth water(讓你垂涎欲滴),它們都是golden lines(錦言妙句)。”

1999年夏,莫芝宜佳見到瞭這些筆記。“嘆為觀止的西方文學全貌展現在我眼前。”莫芝宜佳回憶道,“楊先生很細心地把筆記存放在五個大紙盒子裡。她已經把筆記分成瞭兩組:一組是手寫的筆記本,通常都有錢先生自己寫的目錄;第二組是厚厚的檔案袋,裡面是錢先生親手用打字機打好的散頁。有些檔案袋有扉頁還有目錄,有點兒像要出版的樣子。有的,楊先生在扉頁或封皮上寫下相關出處或短短幾個字的評語。”

“有點兒像要出版的樣子”,莫芝宜佳的猜測應該是有點道理的。“早在1949年,錢鍾書先生就親自編排瞭用打字機記下的1000頁筆記,還加上瞭扉頁和目錄。看得出,他不但有出版的念頭,還有具體行動。”莫芝宜佳透露,“錢先生考慮瞭兩個標題,一個有些詼諧,另一個實實在在。”詼諧的那個叫“CHOP-SUEY”(炒雜碎札記簿),實實在在的那個叫“TABLETS OF MEMORY”(紀念簡札)。

浩瀚筆記讓後輩反思

隨著《外文筆記》的陸續出版,錢先生外文筆記帶給莫芝宜佳的閉門盛宴變成瞭帶給學林的開放式學術大餐。震撼、贊嘆的同時,大傢也在思考如何治學。

據中國社科院外文所所長陳眾議的觀察,錢先生讀經典作品會反復讀,先讀原著,再讀翻譯作品,然後讀相關文藝評論,最後再回過來讀原著。反復強化記憶,故可成段記誦。每次都形成不同的筆記,分佈在不同的卷冊中。他書法優美,字裡行間滲透著讀書帶來的審美愉悅。

中國社科院文學所所長陸建德指出:我們有些學者自認為在做很“專”的東西,並引以為豪,如今翻看錢先生的 《外文筆記》,他的“開放性”會讓我們後輩“難為情”。錢先生的“開放性”一是表現為興趣廣泛的閱讀,經典作品、通俗小說、生僻文章均有涉及。二是他經常翻閱跟時代密切關聯的書刊,比如TLS (《泰晤士報文學增刊》),錢先生常讀常記。陸建德發現,錢先生對TLS的閱讀在1966年中斷瞭,直到1972年才接上,中間有6年空白,這是當時政治環境帶來的無奈,“對於一個嗜書如命的人來說,該是多麼心急如焚”,陸建德唏噓不已。錢先生“開放性”的第三個表現是,他打通瞭各國文化,發現瞭諸多共同點,可用來互相映照。

中國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黃寶生認為,錢先生是百年難遇的大學問傢,他的筆記為後人留下瞭寶貴的文化遺產。如此浩瀚的筆記也會讓後輩反思,大師到底是怎麼造就的。“取法其上,得乎其中;取法其中,得乎其下”,後輩就有瞭榜樣和目標。黃寶生還認為,在網絡時代,電腦代替不瞭讀書,唯有讀書才有“語境”,才能形成真切體會和牢固記憶。

中國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員朱虹與大傢分享瞭一段故事:她是1953年分配到社科院的,錢先生叫她“小孩兒”,“小孩兒”承擔起瞭為錢先生去府右街國圖借書的任務。每次,錢先生都會開個書單,寫上書名,有些是西班牙文、德文書籍,專攻英文的朱虹不認得,怕借不到,錢先生就鼓勵她:“相信你能借到。”朱虹還真的都能借到。這樣的書單,如今保留下來的有28張。“這很珍貴,但我覺得應該留給最合適的人,所以半年前,我把它們交給瞭楊絳先生。”朱虹說,錢先生雖然不喜張羅油煙處理DIY,但對於自己讀書和別人讀書,卻甚是熱心,自願擔任所裡圖書委員會的主任。

翻譯傢羅新璋估算瞭一下錢鍾書先生的閱讀量,他的外文筆記摘記瞭近5000種書籍,中文筆記摘記瞭3000多種書籍,再加上讀而未摘的,“少說也有上萬種”。有人曾問錢先生怎麼能看那麼多書,錢先生回答:“一本一本看。”如今這些《外文筆記》就是最好的回答。羅新璋很感激商務印書館出版《錢鍾書手稿集》,把錢先生的為學之道公開可謂“化一為萬,功德無量”。羅新璋說,不同文化土壤之上的大量作品為錢先生提供瞭豐富的學術營養,他在吸收並為我所用的過程中形成瞭自己的學術方向,即魯迅所說的“外之既不後於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羅新璋認為,在翻譯的理論建設和實踐上,錢先生達到瞭最高的“化境”。

“錢先生並不以法國文學研究者的身份為人所知,但就其法國文學的知識而言,我可以說,凡是我所知道的,他都知道,而他所知道的,我並不都知道。”專攻法國文學的翻譯傢郭宏安在 《外文筆記》 第一卷中發現瞭彼埃爾·博努瓦和他最有名的一本小說《大西島》,出版於1919年。郭宏安說,“我在1982年翻譯出版過,在此之前,我相信沒有人談過,可是1936年錢先生就讀過瞭,並且做瞭筆記。”對比錢先生 《管錐編》 《談藝錄》《圍城》 等著述以及它們背後的浩瀚筆記,郭宏安想到瞭法國作傢蒙田“店鋪後間”的說法,講的是店裡賣的東西由後面的工廠提供,而後面的工廠有什麼東西,則不便為外人道。今天的後輩何其有幸,看到瞭錢先生的“後間”。郭宏安認為,錢鍾書堪稱“巨人”,“恩格斯論文藝復興時期的代表人物時,說他們是‘在思維能力、熱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藝和學識淵博方面的巨人,。錢先生縱橫捭闔,筆掃千軍,興趣廣泛,幽默風趣,可以稱為中國的最後一位文藝復興式的巨人。”

2001年,楊絳先生代表“我們仨”,向母校清華大學捐贈稿費,設立“好讀書”獎學金,十多年來已惠及一代代學子。在今天的研除油煙機推薦討會上,清華大學外語系教授曹莉帶來瞭最新消息,今年將有60位學生獲此獎學金。“我們每年都設‘文化讀書月,,倡導‘好讀書,讀好書,讀書好,,讓讀書變成生活方式。”

讓《外文筆記》比原件更好用

用影印方式出版 《外文筆記》 曾遭遇過質疑的聲音,但關鍵是,用打印方式出版不可行。錢先生閱讀過的很多書因版本古老而逸失,如何校訂?他的手寫筆跡如何準確識別? 更重要的原因是,《外文筆記》 是錢鍾書先生讀書過程的動態反映,其珍貴性和獨到性也在於此,尤其是錢先生反復閱讀和整理時留下的箭頭、連線、小字批語、序號,甚至是多如牛毛的鉛筆下劃痕跡,才是能夠精確反映錢先生閱讀和研究思考狀態的珍貴細節。而這些,打印根本無法實現。

那麼,為什麼不按七種語言分類,形成諸如英文筆記、法文筆記、德文筆記呢?這也不可行。錢先生時常在各國文學之間自由穿行,在段落和詞語間互註互釋互引,很多頁張無法嚴格歸類。若按語言分,反倒是影響瞭筆記的連貫性和旁征博引的大氣象。

那麼,編輯的作用體現在哪裡呢?一句話,讓《外文筆記》比原件更好用。

首先是讓它精確再現所有細節。由於數十年的時光和多次長途輾轉,原稿的紙墨質量已經很差,很多線條近距離閱讀也難以辨認。商務印書館編校人員反復確認每一處標記,數千張圖片都經過補掃和修圖的技術人員多次調試,使無法接觸到原稿的讀者和研究者能夠最大限度地利用這份珍貴資料,從細節中感受錢鍾書先生學問的博大精深,體會錢先生融會在每一處標記中的思考和領悟。

其次是讓它便於檢索。莫芝宜佳在1999年和2000年用兩個夏天整理出瞭大致的目錄。2012年 《外文筆記》 出版工程啟動時,她又整理出更為詳細的目錄,並按兩種不同的劃分標準將全部筆記分為六輯:其一,按年代先後和錢先生生活中的轉捩點分出前四輯,分別為“錢鍾書在歐洲”、“年輕的作者和學者”、“生活在新中國”和“國內外名人”;其二,再將打字稿散頁整理成第五輯,把以期刊為摘錄對象的筆記本整理成第六輯。她還為全書和各輯筆記撰寫瞭序言,編訂瞭詳細的目錄和眉題文字。莫芝宜佳和商務印書館責編又共同編輯瞭一冊總索引,為48冊 《外文筆記》 提供兩種索引,一是按作者索引,二是按書名索引。這樣,讀者就可以按年代、作者、書名快速找到想看的內容。

“眉目清楚,勝於讀原件。”這是羅新璋等專傢的“閱讀體驗”。商務印書館總經理於殿利期待錢先生的全部讀書筆記“造福社會,嘉惠學林”。

(本報北京3月24日專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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